建设现代化城市 从推进科教融合开始

二是集体行动论题，即尊重立法权威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但是，对于正常证成论题来说，还需要借助两个重要的论证理由：一是专业知识论题，即之所以要尊重立法权威，是因为立法机关拥有比其他机关更为专业的知识。(48)United States v.Fisher,2 L.Ed.304(1805). (49)Landis,supra note 14,pp.886—893; Max Radin,"Statutory Interpretation",Harvard Law Review,Vol.43,No.6,1930,p.863. (50)关于这一解释方法，详见王云清：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第50—57页。

回顾立法过程中的争议，南方人认为这部法律要求所有雇员在种族比例上达到平衡，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通过搬弄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后果吓跑这部法案可能的支持者。(50) 当然，就想象性重构的本质究竟是恢复过去立法者的可能意图，还是着眼于当下的可能意图，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立足点的差异可能会导致重构的结论出现动态化的结果。法院的任务经常被说成是辨别议会在相关语言中所表达的意向。在立法者的头脑中，你只能找到一锅乱炖。(三)立法意图与司法义务 关于立法意图所产生的司法义务，也即法官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以立法意图作为最终判断标准，不同学者的观点或有微妙差别。

正如前文所述，立法意图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法官可以在不同的概括水平、不同的角度获取有关立法意图的信息。其中以新文本主义的代表者弗兰克·伊斯布鲁克(Frank H.Easterbrook)的批判最具有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反映着个人的选择偏好甚至特定意识形态的成见，但仔细推敲后可以发现：人们对价值进行评价的标准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客观化的。

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法律范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从此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不断发展和普及。无论如何，在博弈理论用于法律现象分析的场合，还有法律经济学的一些微观研究成果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数学构想的演进及其不同的崭新版本。但是，在专家系统研发过程中，庞大而复杂的知识如何记叙和管理等问题的严重性逐渐明朗化，到1995年左右人工智能第二波又开始退潮。

当然，小数据与大数据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互补关系。实际上，在以庭审为中心的智慧法院建设中，文理交叉融合的方法不仅可以加深对法律论证活动的理解，明确法律知识体系的结构和所有组成部分，而且还有可能尽量按照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 Aarnio, 1937-）所说的演算的制度（an institution of calculus）[39]的设想来倒逼那些与法律解释、法律议论、利益评价、利益权衡相关的机制改革。

换言之，在这里目的和手段的计算取代了概念的计算。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根据最简朴的、具有某些神秘色彩的问题组合术尝试人机对话以及构建专家系统的雏形。换言之，这种程序就是要建立论题目录并确定论点的位置，根据对立、近似、层级进行议论，并通过在多样性中进行排序和选择的决疑术（casuistry）为法律判断赋予随机的确定性，寻找或然的真理。总之，随着法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迭代，原先未曾实现计算机化的深层法律推理活动——例如经验归纳、数据学习、假说生成、类推适用、模糊推理、关系结构型思考、规范和权利的创造等等——也都可以渐次纳入人工智能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和应用算法的开发，真正达到智慧法院建设的目标。

到1995年之后，计算机还使互联网和物联网以及社会的智能网络化成为现实，让人类真正进入了算法的时代。多语言翻译软件对通信障壁的突破、以互联网协议为产业基础的电商等新经济形态的繁荣、网民以及电子群众构筑的舆情公共空间、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猖獗的国际犯罪、黑客之流无政府主义的蔓延、计算机上瞬间行为的管辖权之争……这一系列新的现象，要求国家采取网络征税、网络自治、网络服务提供者归责等新的政策以及承认网络权、数字人格权、电子隐私权等新的权利，势必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以及法律范式的创新。对立的那方势必关注从D到C的证成过程，追问究竟根据什么、如何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时议论的要求不是追加新的事实（数据），而是要对论证过程进行正当化，即为暂定命题提供保证W（warrants）。1. 数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与计量法律学 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1676年完成的著作《政治算术》中，通过数据对比的方式分析英国与其他主要欧洲国家的国力，可谓统计学的一脉滥觞。

尽管图尔敏论证模型由主张或结论、要件事实、论据、证明、反驳这五个因素以及可靠性的强度变量构成，比形式逻辑的论证方式更能反映法律议论复杂性，也更有利于法律推理的计算机化作业，但是，涉及价值的辩证推理以及对不同价值取向进行排序和判断的可撤销性推理等仍然构成智慧司法以及智慧法律服务的巨大障碍。同时也导致新的信息无法反映，造成所谓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49]。

另外，借助科学的方法来确保法律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想法，也推动了对法律现象的田野调查、对照实验、统计分析以及法社会学的发展。（6）在数据收集和计算过程中要切实维护隐私权。

如果用C（claim/conclusion）来表述主张或结论，那么举证的话语就可以表述为D（data），即数据或事实资料。并且通过层级化的概念来以小运大、以少驭多，从而达到法律支配社会的目标，进而实现法律的确定性、明晰性以及公正性。[42] 参见道恩•霍尔姆斯《大数据》（李德俊、洪艳青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16-18页。对于数据和算法的安全性要对利用者和利益相关者履行充分说明的义务。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以曼彻斯特和伦敦设立跨界性质的统计协会为标志，欧洲出现了社会的统计化现象，数据资料的洪水汹涌而来，犯罪和司法的统计数据也被大量印刷和公布，为改变法与社会的认识方式和记叙方式创造了前提条件。（8）保障客户进行选择的自由。

[20] 这个符号演算模型的内容，东京大学法学院六本佳平教授进行了非常具体的介绍和说明。因而人工智能系统对法律判断的过程进行模拟时，为了克服复杂性的挑战，应该采取核心价值最大化方法。

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大变局。[8] 田中成明ほか『法思想史』（東京：有斐閣、1988年）116-127頁、笹倉秀夫『法思想史講義（下）――絶対王政期から現代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145-168頁を参照。

中国的民事审判高度重视并广泛应用公平责任原则，在比较过失的基础上让当事人适当分担责任或损失，其结果也的确很像该书图1.5所描述的那样（下图所示）。由此可见，如何对网络混沌和失控风险进行评价、管控正在成为智能网络社会的治理以及制度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这里，状况s中进行越轨行为ģ制裁性的反应r 是盖然性的，因而势必产生预测性解释[20]。[12] 宮川公男『政策科学の基礎』（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94年）97-105頁を参照。他还建议通过调查犯罪者人数以及民事诉讼案件数来测量公民的守法和道德水准[25]。[18] Rudolf von Jhering, Scherz und Ernst in der Jurisprudenz,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4, S.274，引自ルードルフ•フォン•イェーリング『法律学における冗談と真面目』（眞田芳憲、矢澤久純訳、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09年）307頁。

[27] 据文献概述数量方法与美国历史学（宋成有、沈仁安译）《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8期37页。对事实正确性的数据是特指的，而对论证正确性的保证是泛指的。

如果把大量的法规、案例、学术文献都储存在计算机里，无异于拥有一座可以移动并且不断扩容的个性化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可以灵活地进行利用，俨然成为应对20世纪后期的知识爆炸、诉讼爆炸局面的一件强大利器。如果双方都有点谨慎，那么他们都承担50元的事故损失加上1元有点谨慎成本。

#05 数据伦理与计算法学的超验之维——代结语 概而论之，通过物联网收集的大数据势必被过去的行为和偏好支配，造成系统偏误。在事实层面，应该立足于勘验、调查以及推理，主要解决证据与功能的真实性保障问题。

当双方都高度谨慎时，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幅度降低，而行人承担的事故预期成本为2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1922-2009）试图从法律本身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可撤销性（defeasibility）概念出发，把议论样式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正当性论证机制通过符号而图式化，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推理演算模型。[48] 参阅沈伟伟算法透明原则的迷思——算法规制理论的批判《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20-39页。直到检索引擎的发明以及运用大数据进行机器学习的技术成熟，才使得包括法律专家系统在内的应用软件开发再度繁荣起来。

由此可见，计算法学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学研究以及企业和政府法务的智能化之间也存在很高的亲和度。[37] 王涌道义逻辑、人工智能与法律——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形式理论的应用《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73-83页。

在这里图尔敏又进行了两种重要的概念区别：一种是区别保证的言说与关于保证适用可能性的言说（与抗辩发挥同样的功能），这种区别不仅对法律适用而且对自然法则的应用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取决于限制恣意的规范思维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上面分析可以发现法律议论的理由论证图式比形式逻辑推理复杂得多，但仍然不止于此，图尔敏还要强调保证W对从数据D到结论C的论证过程进行正当化的程度问题，确实准确无误还是带有例外、保留、推测等限定条件。六本佳平『法社会学』（東京：有斐閣、1986年）118-122頁。